美專家:2千億美元協議「中國最後一點也沒買」 拜登是否會重啓貿易戰?

美專家:2千億美元協議「中國最後一點也沒買」 拜登是否會重啓貿易戰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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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專家觀察,中國未能履行中美經貿協議中的承諾,即在2020年和2021年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和服務。(圖:Shutterstoc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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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統計局2月7日指出,去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擴大450億美元,上漲14.5%,至3553億美元,是2018年以來最大逆差。與此同時,中美在2020年初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到期。BBC引述美國專家觀察,中國未能履行協議中的承諾,即在2020年和2021年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和服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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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諾下,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但不降,反而飆升。有分析稱,中美可能啓動新一輪貿易磋商。美國商會則表示,如果磋商失敗,拜登政府將考慮一系列選項,包括可能導致新關稅的新貿易調查。然而,專家認爲,2018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改變了兩國貿易發展的路徑,拜登上臺後依然沿此路徑前行,但新的貿易戰並不符合美國最大利益。同樣,北京似乎也無意接招。

2018年,美國時任總統川普利用該國的《301法案》,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,中國隨即用高關稅反擊,隨着雙方不斷加碼,關稅最終幾乎涵蓋所有商品。

2020年初,中美兩國坐下談判,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。按照協議,中國承諾2020和2021兩年,將在2017年的基礎上(1512億美元)額外購買20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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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(PIIE)高級研究員鮑恩(Chad P. Bown)表示,按照協議,中國應該在過去兩年購買總共5024億美元美國商品和服務,最終中國購買了2888億美元,只完成了57%。鮑恩曾在歐巴馬時期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學家,主攻國際貿易和投資。

他說, 這意味着中國平均每年購買1444億美元,甚至沒有達到2017年的採購水平,至於那額外的2000億美元,「中國最後一點兒也沒有買」。

鮑恩解釋,責任不在拜登政府,中國購買的節奏從來都滯後,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當年目標的54%,但到年底僅完成59%,而2021年的採購目標甚至比2020年還要高60%。「中國根本追不回來」。

爲何中國未能完成採購目標?從數據來看,鮑恩分析,製造業作爲重中之重,佔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的44%,但中國僅完成該領域採購目標的59%,因爲其中極爲重要的汽車和飛機,都表現極差。

汽車業在川普的貿易戰中備受打擊。福特汽車曾表示,額外施加的鋼鋁關稅,使其成本驟升10億美元,削弱出口競爭力;而特斯拉等廠商則將本該出口中國的產能轉移出美國來規避關稅,進一步降低美國汽車出口中國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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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機及零配件表現則更糟,僅完成協議中目標的18%。原因是兩起波音737Max墜機事故後,中國對該型號下達採購禁令,直到2020年末才解除。但禁令解除後也未見來自中國的新訂單。

此外,服務業作爲美國對華出口的第二大部分,佔比37%,在新冠疫情之下受到嚴重影響。鮑恩分析,可以說貿易協議中關於服務業出口是最合理的,目標沒有過高,也未受關稅影響。但新冠疫情打擊下僅完成52%,其中佔比過半的旅遊業萎縮幾乎九成,教育業也因爲赴美留學生下滑而萎縮。

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高級講師袁志樂分析,2020年,中國經歷了疫情高峰,國內需求大幅減少,影響了消費品進口,包括來自美國的產品。「疫情也導致國際貿易中供應鏈的中斷,物流能力受限,特別是海運,這使進口美國製成品更佳困難,也更昂貴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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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未兌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採購承諾,有觀點認爲下一步兩國將密集磋商,這說法並非空穴來風。去年10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一次演講中披露,她將尋求與中國副總理劉鶴會晤,檢討中國未能遵守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情況,包括未足額購買美國商品。今年1月13日,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玨婷表示,目前雙方經貿團隊保持正常溝通。

2月1日,戴琪在一個線上論壇發言稱,美國正試圖與中國建立「穩定的關係」,但兩國貿易關係目前「正處於困難階段」。對於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,戴琪聲稱「尚未取得成果,中國沒有達到該協議定下的目標」,她的團隊「正與中國進行積極交涉和磋商」。上週,美國商會國際事務負責人布瑞連特(Myron Brilliant)表示,如果磋商失敗,拜登政府將考慮一系列選項,包括可能導致新關稅的新一輪貿易調查。

換言之,如果中美不能達成新的協議,彌補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失敗,貿易戰有可能重啓。然而,從各方表態來看,似乎沒人想要一場新的貿易戰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近期迴應稱,「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,貿易戰沒有贏家。」

美國政府也在實際上放鬆關稅壁壘。戴琪曾表示,她將批准把某些中國進口產品排除在美國懲罰性關稅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企業面臨的壓力,未來可能還會啓動更多排除程序。這些關稅往往由美國公司支付,因此有時會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。

此外,袁志樂認爲,美國不想和中國打貿易戰的原因還在於,兩國需要在不同的全球問題上合作,包括全球變暖和一些地緣政治衝突。「另一個短期因素是,貿易戰可能會使美國目前的高通脹率惡化,也會損害美國製造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。在貿易戰中徵收的關稅意味着美國進口商、製造商和最終的消費者面臨更高的成本。」

對此,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曾表示,降低關稅將產生「抑制通膨」的效果。而調整對華關稅將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。

至於美國企業,鮑恩說,「美國企業連川普政府發起的第一輪貿易戰都不想要,所以他們不想再來一場貿易戰。」

雖然沒人想要一場新的貿易戰,但並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可能。「多數情況下,雙邊貿易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。沒有國家想停止與其他國家的貿易。」袁志樂解釋,然而,有時貿易戰不是目的,而是實現更高層面國家戰略的手段。與川普相比,拜登政府領導下的中美之間的潛在貿易衝突將更加複雜和難以解決。比如,人權、環境和技術競爭以及國家安全,將出現在貿易談判中。

這意味着,新貿易戰的打法可能不同。2018年貿易戰開打後,逐漸成爲川普外交領域的「主菜」,其他「配菜」不能喧賓奪主,更不能損害「主菜」的表現。因此,當2019年香港抗議示威如火如荼之時,川普一度保持距離,彼時正值中美貿易談判。

此後,川普對華政策迎來一輪轉變。新冠疫情爆發後,川普任內經濟成績被快速抹平。在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面前,貿易戰帶來的政治利益幾乎不值一提。川普話鋒一轉,開始高調批評中國爲病毒全球傳播的禍首,並在經濟、外交、科技、人權等所有領域全面對華施壓。

在拜登時代,人權問題和地區安全可能將取代貿易,成爲這位民主黨總統對華政策的「主菜」,同時改變川普時代對盟友和對手「全面開火」的策略,減少針對盟友的關稅,集中壓力對付中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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鮑恩認爲,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尋求對話新策略,首現就是與盟友合作,比如歐盟,美歐可以共同確定中國哪些做法對他們的代價最大,然後形成最終與中國的談判條件。

袁志樂表示,中國崛起一直是美國政治家和普通民衆的主要關切,特別是兩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可能使貿易談判更加困難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可能被用來保護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。與特朗普不同的是,拜登政府渴望與其他國家合作對抗中國的崛起。

袁志樂認爲,「如果中國和美國盟友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加劇,美國也可能採取更強硬的立場,這將導致一場新貿易戰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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